理論創新的關鍵在思維方式

理論創新作為人類發現真理的一項主要認知實踐涉及諸多因素。其中除了文化底蘊、知識背景、學術環境、研究傳統和社會制度等因素外，還有研究者本人的智慧、創造力，以及思想、信念、激情、意志、批判意識和冒險精神等各種品性。然而所有這些都還不足為道，關鍵還是取決於人的思維方式。原創性理論鳳毛麟角，主要原因就是我們的研究傳統中，一種按部就班、循規蹈矩、頑固守舊的經驗主義始終束縛著人的思想，耗費著人的智慧，堵塞著人的思維，障礙著重大理論的構成。特別是應試教育和強制性的意識形態培養的人才往往都缺乏馳騁天宇、自由翱翔的想象，縱橫捭闔、精深幽邃的沉思，以及不拘一格、無約無束的創新意識。而人類認知史、文化史卻早已證明凡重大理論及科學發現、技術發明都離不開方法創新和思維革命。從古代的原子論、整體論到近代的歸納論、演繹論，直到20世紀流行的直覺論、否證論、試錯法、虛構論、建構論、反歸納論、多元方法論、發散式思維、以及各種非理性主義，人類精神經歷了一系列的飛躍與變革。正是這些思維革命打破人類認知活動中那些僵死陳舊的研究傳統，推動人類文化的進步與繁榮。　　比如，正是弗蘭西斯?培根發明的科學實驗催生了近代科學；正是牛頓對歸納法與演繹法的結合，實現了科學史上的第一次大綜合；正是康德的“三批判理論”，推動了德國古典哲學；正是馬克思對腐朽的普魯士制度和資本主義現實的批判，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正是叔本華對黑格爾絕對理性的背離，滋生了現代人本主義；正是海德格爾對久被遺忘的本原性存在和在世之人的追尋，產生了迄今仍如日中天的存在主義。在這裡，每一項理論的問世都與一定的思維方式密切相關。因此今天中國的學術界要想振翅高飛，獲得重大理論突破，除了需要加大資金投入，關鍵是要加速提升人的發明創造能力，轉變陳舊的研究理念，關注當代發生的各種非理性思維、後現代思維，以及形形色色的方法論革命。　　首先，關於直覺的創新價值。早在近代之初，笛卡爾就從理性角度指出：除了通過自明性的直覺和必然性的演繹以外，人類沒有其他的途徑來達到確實性的知識。到了19世紀，叔本華主要突出了人的“自我反省、自我體驗和神祕直覺的作用”；胡塞爾主要突出了“本質直觀的作用”；而柏格森則認為人類要想認識宇宙的本質，只能依賴於一種非理性的自我內省和突然實現的直覺過程。與此同時，法國數學家彭加勒也充分肯定直覺在科學創新中的作用。他說，邏輯主要用於論證，直覺則主要用於發明。沒有直覺，一個科學家便會像這樣一個作家，只是按語法寫詩，卻毫無思想。由此，在反對經驗證實原則的否證論者波普爾看來，科學史上，凡重大的科學理論都不是源於經驗而是源於直覺和自由遐想。這種情況恰如愛因斯坦所言：“我相信直覺、靈感和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著世界上的一切，推動著進步，並且是知識進化的源泉。”與邏輯相比，直覺不僅能教人思路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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