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龍文化我們都是龍的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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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象公會

無需強調“龍”符號對於當代中國人的意義。它作為民族、國家的象徵，被中外各國廣泛認可。

人們自然也認為龍的尊貴地位繼承於諸朝代的皇族，任何穿越劇中，皇帝不穿龍袍都被認為不體面。如果見到大臣、官員服飾出現龍形象，必然大逆不道、令人震驚。

其實，中國傳統皇家神獸譜系中，龍並不佔有獨尊地位，白虎、鳳凰等都可視為皇家象徵。更早之前，龍更是平易近人，駕龍者十分常見。

這個平凡的神獸能從犀牛、鸚鵡、玄武等複雜的象徵體系中脫穎而出，成為皇權、民族、國家的圖騰，很大程度上是中西方交匯的產物。如果不是恰當的時間，恰當的地點，遇到了恰當的人，也許我們會成為鳳凰的傳人。

【龍的奮鬥史】

龍的地位與皇權的大小緊密相連。

漢代之前，作為一種想象的動物，龍並沒有獨尊地位。（詳見大象公會《豬圖騰，龍的起源？》）。據史籍記載，春秋以前不僅有專業的養龍專業戶“豢龍氏”，龍還一度作為人的食物，例如《春秋左傳》即有記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

春秋時期，龍的功能才稍有變化，更多以坐騎的形象出現，《山海經》中即有“南方祝融，獸麵人身，騎兩龍”的描述，屈原《九歌》中也九次提及駕龍者。此外，蛇的形象逐漸引入，龍也被引申為人神接觸的媒介。

東漢畫像石《乘龍昇仙圖》

龍被升格為皇權象徵，首先要感謝漢武帝。

董仲舒“尊儒”後，推崇周禮，其“祭祀”儀式的核心要義，就是使君主成為天神的代言人，這時，作為祭祀符號的龍地位提升，開始有了皇權象徵的意味。

但漢朝時期，龍並非為皇權的唯一代表，一同進階的還有鳳、虎、馬、龜、雀等動物。同時，並未嚴格限制大臣貴族們對龍紋的使用，公侯的袞服上，同樣飾有龍紋。

梁武帝時期，大臣周捨提議用鳳代替百官袞服上的龍，使龍成為皇家專屬，但並未形成定製。唐朝亦有類似提議，但眾臣抵制，難以實施。

為了拉開皇帝與公侯大臣的差別，禮部官員只得在皇帝衣飾上新增各種金玉珠文，但也使得皇帝袞服冠冕“華而且重”。

什麼時候龍才真正成為皇權的專屬呢？

答案略微出人意料——元朝。

蒙元成立後，迅速漢化的蒙古人在《大元聖政國朝典章》中規定除官辦織造外，民間不許用印有日、月、龍、鳳的布匹，首次確立了皇權對龍的壟斷。

為了顯示尊貴，元代商人一方面為了規避懲處，一方面為了滿足市場需求，因此將龍紋作了變形處理，但仍然保留了龍的大體形象。元延祐元年，中書省再次頒發規定：龍為五爪二角，一二品職官許用金妝飾銀螭（減角的龍）頭。

明朝也有同樣的困擾。明永樂帝后，太監地位的上升使得太監所著的蟒服、飛魚服、鬥牛服都與皇帝袞服上的龍紋相差不大。明世宗在登基詔中特別強調：近來冒濫玉帶/蟒龍、飛魚、鬥牛服色，皆宦官雜流並各處將領奏啟，今俱不許。

對龍形象壟斷權的爭奪戰，最終在另一個非漢族王朝得到終結——清朝。

龍袍就是清代的發明。清朝將祭祀用的十二章袞服擴充至一個系列，龍袍成為袞服之一。

明代太監的鬥牛服，基本看不出龍與牛的差別

皇帝御駕上的龍紋也體現了其使用權的獨攬過程：漢武帝時期，龍、白虎、鳳凰在車輦上的地位並無差別，南齊時期的御駕上“鳳棲於頂，金龍四佈於角”，鳳的地位甚至比龍還要高。隋文帝重置五輅後，龍鳳地位大致相當。到了元朝，龍在御駕上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幾乎佔據了所有顯著位置。而清代，龍紋在御駕上的比例已提升到93%，而鳳則降到了0。

但在傳統中國社會中，龍並未實現從皇權上升到國別代表的升階——傳統中國只有混沌的“天下觀”，並沒有空間維度上的國家“觀念”。

龍又是怎樣成為“國家”的象徵呢？

《乾隆年制歷代帝王真跡》中的漢高祖劉邦，在後代人想象中，皇帝都是穿龍袍的

【從皇帝到中國】

龍成為國家象徵，首先要感謝傳教士的傳教策略。利瑪竇之後的來華傳教士，放棄了最初廣泛發展底層教眾的計劃，確立了優先感化統治階層的戰略。此後，他們熱衷於與文人士大夫，或者皇帝身邊的達官貴人打交道。

這是一個關鍵節點——傳教士大量進入中國時正處明朝，龍已經確立皇家神獸中的首要地位。所以，在傳教士接觸的上層階層中，龍形象至高無上；而在傳統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體系下，傳教士很容易形成“龍=皇帝=中國”的觀念。

17、18世紀，西方對於中國普遍存在美好的想象。英國漢學家約翰•韋伯（1611-1672）甚至希望通過龍在中西之間的相似形象，證明中國與西方同根同源，同時期的西方瓷器、傢俱、建築上，龍也大量出現。

1687年傳教士繪製的《中國傳教士孔子》可以看出中西融合的特徵，但龍紋依然是重要元素

可是，這一切並沒有持續多久。鴉片戰爭後，西方震驚於清朝的落後與愚昧，龍也迅速成為腐朽、邪惡與醜惡的象徵。

這在19世紀發展迅速的西方漫畫上尤為明顯。鴉片戰中後期，在歐洲最有影響力的英國畫刊《笨拙》登出的“滿大人”形象畫中，龍紋只是眾多中國元素的一種，並沒有成為國家象徵。而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征服中國龍”則迅速被融進西方原有的“勇士屠龍”母題，成為漫畫創作的新主題。

美國在義和團之前與中國並沒有摩擦，但龍在美國仍然沒有逃脫被醜化的命運。1870-1900年代“排華主義”興盛時期，華人勞工被畫為猥瑣的人頭龍身的形象。

《笨拙》漫畫：《我們在中國應該做什麼》

甚至曾經崇拜龍的日本也發生了變化。甲午戰爭時期，日本拋棄了對龍的崇拜，同樣將龍作為頹靡中國的象徵。義和團運動後，著名的法國明信片《肢解中國龍》中即有了日本人的身影。

1984年日本的《團團漫畫》：《雞與蛇》

法國明信片《肢解中國龍》，斷龍首者為日本

【進階：從國家象徵到民族象徵】

16世紀以後，將龍作為中國象徵的說法僅在歐洲傳播，中國普通民眾對龍並無歸屬感，更不會將其視為本民族象徵。

從1840年開始，中外海軍在通商口岸有不少摩擦，但因中國商船與軍艦並無明顯標識，吃了許多啞巴虧，最為典型的即為第二次鴉片戰爭導火索“亞羅號事件”。

隨後，曾國藩提出：“各處師船，仿照外國豎立旗號之列，概用黃色龍旗，使彼一望即知（為皇家水師），不敢妄動。”但因黃色龍旗與八旗中的正黃旗比較接近，曾國藩將黃色龍旗割去一角，避免僭越之嫌。

真正意義上的國旗確定則要到1888年，在李鴻章等人的主持下，《北洋海軍章程》“武備”章特列“國旗”條：“應將兵船國旗改為長方式，照舊黃色，中畫青色飛龍。”但這一國旗並未飄揚多久就在辛亥革命後被替換為五色旗。

1888年之前的大清軍艦龍旗

1888年之後的大清軍艦龍旗

帝制時期結束後，龍因具有封建皇權色彩而被冷落。其再次普遍出現在中國人的視野中則要等到1931年後“圖騰主義”研究的興起：外壓之下，學界認為需要一個符號來區別於其他民族，有利於團結統一，形成民族認同，抵禦外來侵略。

學者認為“圖騰主義”不僅可以作為民族國家的代表符號，還可以藉以追溯民族起源，給中華民族帶來民族自信，用以抵禦外族侵略分化。

龍當然能得到眾多圖騰學者的關注。

首先是在論證中華悠久歷史的層面，考古上無法證實的夏朝，圖騰學者則可以通過龍圖騰提出新的證明。文獻學家姜亮夫首先系統論述了龍的圖騰意義：“‘夏’字本義一定是個爬蟲類的東西，原來一種民族的傳說，總要有些物質根據，而洪水的傳說和考古學家在北方一帶（即夏民族棲息之地）發現多量爬蟲二事，即以說明夏民族時以鱗介屬為其崇敬之物，因而自命為龍族子孫，是無可疑的了。”

此外，聞一多等人還認為，龍形象的包容性特徵恰好符合了上古氏族相互融合，形成統一的中華民族的歷史邏輯。龍由“蝦眼”、“鹿角”、“牛鼻”、“狗嘴”、“鯰須”、“獅鬃”、“鷹爪”、“魚鱗”、“蛇尾”九種動物所組成——正是以鹿、牛、狗等其他動物作為圖騰的民族相互融合後的圖騰，由此提供了中華民族共處一脈、相互團結的證據。

聞一多認為：“只有先讓民眾知道他們有共同的來源，民族意識才能產生；近代史學就是善用考古學和民俗學的新方法，發現整個民族和全面文化的事實，並將這一事實用文藝的手段講述出來，從而達到激發民族情緒的最終目的。”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在《伏羲考》中，聞一多首先羅列一批伏羲女媧人首蛇身的交尾像，並相信在這一半人半獸的時期之前，一定有一個全獸時期作為之後神話創作的母題，而交龍、螣蛇、兩頭蛇的創作來源就是荒古時代圖騰主義的遺蹟——龍。

聞一多激情而富於感染力的詩性文字，省去了繁瑣的論證過程，深得青年讀者喜愛。在論證“龍圖騰的優勢地位”時，聞一多自豪地寫到：“龍族的諸夏文化才是我們真正的本位文化，所以數千年來我們自稱為‘華夏’，歷代帝王都說是龍的化身。總之，龍是我們的立國象徵。直到民國成立，隨著帝制的消亡，這觀念才被放棄。然而說放棄，實地裡並未放棄。正如政體是民主代替了君主，從前作為帝王象徵的龍，現在變為每個中國人的象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