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作窩關於承載著禮制觀念的華夏衣冠文化代表—“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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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的一個春日，我與友人到京西玉淵潭踏青賞花，置身人潮、流連花海，頗覺賞心悅目。而櫻花樹下出現的一幕卻讓我若有所思。只見年輕女子們紛紛穿上和服在花樹下留影拍照。“為什麼沒人穿中國的傳統服飾呢？”這個念頭在我腦海中一閃而過。此後不久，我在雍和宮一帶逛街，無意間走進一家定製出售傳統服飾的成衣店，突然又想起玉淵潭的這一幕來，於是興之所至，定製了兩件對襟款式的綢衫。衣服做好後，短款的那件很快就被我穿著上街了。有一次，和同事到小店吃飯，穿過一張飯桌時，坐在桌前的男士突然對我說：“請給我們拿點餐巾紙來！”，哈哈！他把我當服務員了。笑談之餘，心裡有一絲淡淡的失落：想回歸傳統，卻鬧了笑話。
攝影／陳川平
其實我的舉動並不是孤例。自2003年起，社會上興起了一股在服飾文化上尋根溯源的潮流，其中尤以倡導“漢服”復興的活動引人矚目，後來有人把這一現象稱為“漢服運動”。
什麼是“漢服”？目前對“漢服”通常是這樣定義的：指漢民族的傳統服飾；或指漢代的服飾。但也有許多人認為這麼稱呼不嚴謹，比如北京服裝學院藝術與工程學院教授袁仄就曾提議，應以“華服”來命名以漢民族為主體的華夏民族傳統服飾更為客觀。
倡導復興漢服的人，也許只是因為熱愛傳統文化。但穿什麼，確實表明一種態度。在中國古代，衣冠服飾更非等閒之事，它承載著禮制的觀念，具有政治和文化的象徵意義。最能代表這一觀念的就是《左傳》裡的一句話：“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衣冠服色不僅關乎身份等級的尊卑、貴賤，還關涉儀容、禮節，所以歷代服飾制度擬定得繁瑣綿密。若不遵循就意味著僭越，與犯科之罪等量齊觀，有時甚至會招來殺身之禍。《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就記載了這麼一件事：鄭國公子子臧 “好聚鷸冠”——喜歡收集鷸毛冠,鄭文公聽說後，深惡痛絕，竟然派人追殺，置之以死。
不按禮數穿衣，古代還有一個專有名詞，曰 “服妖”。可見，在古代亂穿衣，後果很嚴重。
有了如上種種理由，在中國古代種種制度中，還有一種制度就是冠服制度。其初步確立在夏商以後，漸趨完善於周代，基本形制在先秦時逐步成熟,然後歷代沿革、完善。然而，當這條繼承、發展的軌跡執行到清朝以後，華夏服飾制度卻忽然面臨著被顛覆、被取代的命運。
帝王服裝繡織龍紋，在中國已有2000多年曆史，但直到清朝，“龍袍”才成為一種專用服裝名稱，可以說是清朝對華夏服飾制度的沿襲和發展。左頁圖為明代定陵出土的紅四合雲紋暗花緞繡八團龍補圓領夾龍袍區域性
（供圖／定陵博物館）。
右圖為故宮藏清代龍袍。“華服”消失於清朝？
順治元年（1644年）4月，多爾袞率清軍擊敗李自成的大順軍，進入山海關，即釋出“剃髮易服”令。
大家知道，女真人的服裝與漢族服飾確實大相徑庭。中國歷史上，“改正朔，易服色”本是王朝交替之際新朝宣示正統性的慣常方式，即便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亦概莫能外，然而到了清朝，為了這一改正朔，手段卻太殘暴，“剃髮易服”令的推行，沾染了血跡斑斑。
剃髮範圍,漢人除婦女兒童外,上迄白髮老翁,下至束髮少年,甚至一度連道士也不放過。當時什麼情形呢？《滿清稗史》記載，清軍巡行街頭，“令剃髮匠負擔遊列於市,見蓄髮者執而剃之,稍一抵抗,即殺而懸其頭於擔之竿上以示眾”。
清代胡蘊玉在其《發史》“序”中說：“薙髮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幾。幸而不死，或埋居土室，或遁跡深山，甚且削髮披緇……”有的人被迫剃髮後，還專門建“發冢”以紀念之。
清初有一個“畫網巾”的故事流佈甚廣。據清初李世熊《畫網巾先生傳》記載，順治二年（1645年）清廷平定東南後，嚴令剃髮易服，福建地區士民因違令而死者不可勝數。“畫網巾先生”與他的兩個僕人不幸被捕後，清將脫其網巾，逼其就範。先生就讓二僕畫網巾於額上，以示決不穿滿洲衣冠，結果是主僕三人都被處死。網巾，是明代男子束髮的頭巾，為“人無貴賤皆裹之”的首服，所以網巾就是故國衣冠的象徵。
清代官服上的“補子”直接取自明代，文官繡禽類、武官繡獸類。皇室、貴胄用圓補，一般官員用方形補。明清補子的主要差異在於圖案和結構。左下圖為兩位清朝官員畫像，一看補子，身份地位一目瞭然。圖1為孔府清代服裝補子，圖2、3為孔府明代服裝補子。左頁圖為《穎國武襄公楊洪像軸》（明 藏於美國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楊洪（1381年—1451年）為明朝中期名將。畫中他身著紅色朝服，所用的籠巾七樑冠，上面有象徵身份的金蟬，雉羽，立筆。
一般認為，經此劫難，華服及華夏傳統服飾制度就完全中斷了，其實不盡然。在漢人的普遍反抗下，清統治者為了緩和民族矛盾，後來不得不在“剃髮易服”政策上做了一些讓步，即實行“十從十不從”，比如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陰從陽不從……婦、孺、吏、伶、婚、喪等服飾仍可保留漢裝樣式，但這次易服的重大變化，就是使滿服代替漢服成為清代服裝的主流。
清朝的冠服制度初步定製於崇德元年（1636年）,歷經變動修改，到清高宗乾隆帝時期才基本確定下來,之後便無大的改動，是中國服裝歷史上最周密、龐雜的服飾制度，其中也借鑑了明朝服制的很多做法。
按照穿著的不同場合和用途，清朝服飾可分為禮服、吉服、常服、行服、雨服和便服。清代禮服以袍褂為主，領口內加一個襯領，名為領衣。等級制度仍舊是清朝服制的核心內容，從天子到末等官員、從皇太后到命婦均有其相應的穿戴制度，服飾的色彩、款式、紋樣都有嚴格規定，等級森嚴，不得僭越。
不過，清朝服飾仍舊汲取了不少漢族服飾的元素。以官服為例，馬蹄袖、馬褂是清代官員服飾的一大特色，但官服上的“補子”就直接取自明代，文官繡禽類、武官繡獸類。明清的主要差異在於圖案和結構，清代的“補子”也是織或綴在袍衫外面的大褂子上，稱為“補卦”或“補服”，只不過清代是對襟褂子，胸前的補子就變成了兩半。皇室、貴胄使用圓補,以織錦、刺繡、緙絲為主要面料和製作工藝。滿族命婦的補服多為馬褂式樣，大襟、對襟、圓領、立領可自由選擇。
民國時期，傳統與現代碰撞，中西文化交融，表現在服飾上就成了各種風格的“混搭”，從民國時期的老照片中經常能看見這樣的場面。右頁圖中可見到民國初年的男式流行服裝：長袍、中山裝、西裝。
供圖／文化傳播
值得一提的是象徵皇權的龍袍。本來，帝王服裝繡織龍紋，在中國已有2000多年曆史，但直到清朝，龍袍才作為一種專用服裝名稱被列入冠服制度。這時的龍袍多為圓領、大襟右衽、箭袖，顏色以明黃為主，也可用金黃與杏黃等色，袍上繡有五爪金龍和五彩祥雲，祥雲中間，分佈著“十二章”圖紋——這十二章，也是對漢族政權服制的沿襲。
按照清朝禮儀，皇帝龍袍屬於一種“吉服”，只在一般慶典活動中穿，而不用於最隆重的祭祀典禮。按規定，只有皇帝和后妃才可以穿龍袍，其他人一律不得僭用，有功之臣若蒙皇帝賜予龍袍，必須在穿著前挑去一爪，五爪改為四爪就變成了“蟒袍”。
所以清朝對明朝服制的變更，雖改變了服飾之“形”，卻未改變服飾制度之“禮”。
不過，強制推行的“剃髮易服”政策，給漢民族留下了深刻的精神創傷，併成為清政府沉重的歷史負擔，以至於每當漢民起義、造反，恢復舊時衣冠就成為反清的一個由頭。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時，就以“蓄髮易服”號召漢人反清。
太平天國初期的服裝很有趣。他們穿的是根據清初“十從十不從”而保留漢族服裝傳統的戲裝。太平天國定都天京（現南京）後，立即仿效歷朝歷代傳統建立起自己的服飾制度。但隨著太平天國政權的滅亡，這一服飾也隨之消亡。以頭巾裹長髮為特徵的太平軍，卻因此得了“長毛”的稱號。
鴉片戰爭以後，服飾變革又成為中國社會學習西方、改良風俗的一個重要標誌。
“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上書《請禁婦女裹足折》和《請斷髮易服改元折》，認為女子裹足，不能勞動。辮髮長垂，不利於機器生產；寬衣博帶，長裙雅步，不便於萬國競爭的時代，請求放足、斷髮、易服以便“與歐美同俗”。又說:“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風俗，新政亦不能行。”但“斷髮易服”是清王朝最忌諱之事，因此此項提議被清廷以強硬的態度拒絕了。然而形勢比人強，當革命的火種四處散播時，變與不變已經由不得清廷了。
北京服裝學院中國服裝史實踐性研究工作室近年來致力於道器並重的服飾傳承，以傳統的方法再現傳統服飾。2010年他們對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服飾及繡品進行技術復原；2013年對幾幅敦煌壁畫人物進行形象復原。圖為工作室成員合影。他們所穿的即為復原的服飾。
攝影／李巖民國服制，新瓶裝新酒？
不過，辛亥革命勝利後，滿清服裝似乎顯得過時了，但傳統漢族服裝也未被繼承。那麼獲得自由的民國人穿什麼呢？
該穿什麼？其實早在辛亥革命前也曾有人主張恢復古裝，1903年出版的《黃帝魂》一書中有一篇文章《論髮辮原由》，該文提議仿效《水滸傳》《七俠五義》中的武生打扮——頭頂高髻，內束緊身，外披圓領雙結寬綽長袍，說這種裝束“既美觀瞻，又復靈便，不失尚武精神”。據當時的報紙報道，浙江麗水光復時，就有兩人頭戴方巾，身穿明代古裝，腰佩龍泉寶劍，站在街頭歡迎。更有趣的是，在新文化運動中首先提出打倒桐城謬種，表示“共和與孔經絕對不能並存”的錢玄同，1913年在浙江就職教育司長時，居然身穿孔子時代的深衣玄冠到軍政府報到，並發表《深衣冠服考》向全社會推廣。
但這些“漢服復興”活動並沒有掀起波瀾，一種嶄新的、現代的服飾觀念，正深刻地影響中國人的生活。而代表人物就是孫中山。
1912年初，孫中山提出了服裝製作“四原則”。他在回覆“中華國貨維持會”的函件中要求制定服裝的圖式，他說：“此等衣式，其要點在適於衛生，便於動作，宜於經濟，壯於觀瞻。”與此同時，民國政府也開始著手製定新的服飾制度。在參議院為《服制條例》廣泛諮詢各界人士意見的過程中，他們發現支援採用西式禮服的人佔了壓倒性的優勢。
但是穿西服也有問題。當時有輿論言：“若一旦倏改西裝，與中國大局亦有大不宜之現象”為何？因為西服多采用呢絨材料，而呢絨當時只能進口。若民國禮服採用西式，並用呢絨材料，則以絲綢為主的中國民族紡織工業必定會進一步陷入困境，紡織品和服裝作為國民消費用品的主力，如果大量依賴進口勢必導致貨幣外流。
事關生死存亡，中國民族紡織業的企業家們坐不住了。1912年初，即《服飾條例》開始醞釀之時，江蘇、浙江、上海的絲綢、典當、成衣等行業團體成立了“中華國貨維持會”。成員們四處遊說，製造輿論，勸用國貨，1912年6月更是派代表赴京向當時的國務院請願。
在權衡各方利弊後，《服制條例》終於在1912年10月出臺。此條例對禮服採取了形制和材料上的雙重摺中策略：禮服分中西兩式。西式禮服以呢羽等材料為之，中式禮服以絲緞等材料為之。
當時頒佈的男女禮服如下：男子禮服分大禮服和常禮服。大禮服即西方的禮服，有晝晚之分。晝服長與膝齊，袖與手脈齊,前對襟，後下端開衩，用黑色。晚禮服似西式的燕尾服。而後擺呈圓形。穿大禮服要戴高而平頂的有簷帽子。
常禮服兩件：一種為西式，其形制與大禮服類似，惟戴較低而有簷的圓頂帽；另一種為傳統的長袍馬褂，均黑色，料用絲、毛織品或棉、麻織品。女子禮服一式，是齊領對襟長上衣，下服打褶長裙，俗稱百褶裙。最具顛覆性的是，民國禮服貫徹了平等的原則，官員統一著裝。服裝不再有標示等級的功能。
最能體現民國時代精神的服裝莫過於中山裝和旗袍。這兩種兼有禮儀性和實用性的服裝，是西風東漸在服飾上的表現。
中山裝的由來有幾種不同的說法，比較通行的說法有兩種：其一為日本學生裝，另一種說法是來源於西式軍裝。眾所周知的是，孫中山先生對於中山裝的創制和倡導功不可沒。
中山裝體現了中西合璧的理念：中山裝的四個口袋代表“禮、義、廉、恥”四大美德；門襟上的5個鈕釦代表國家行使的五權——行政、司法、立法、考試、監察；袖口的3粒鈕釦則寓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中山裝是民國服飾創新的一個成功案例。
改良旗袍是民國服飾創新的又一個成功案例。旗袍，原是一種典型的滿服。清末的旗袍寬大，平直，衣長至足。進入民國後，旗袍借鑑西洋立體剪裁技術，打破了原來無“省”的裁法（“省”是服裝製作中對餘量部分的一種處理形式），從而突出腰身，下端兩側開衩，充分顯出女性軀體的曲線之美。旗袍，成為民國女性最有代表性的服裝。
也許是對服飾過於西化的一次“反撥”，民國十八年(1929年),民國政府重新頒佈《民國服制條例》，取消了歐式燕尾服，對國民禮服進行了調整：男式為藍袍和黑褂。女式為藍袍和藍衣、黑裙兩種款式。又規定男公務員的制服是齊領、對襟、三個暗袋的短裝。女公務員制服為藍袍。此外，男女因國際關係服用禮服時，需採用國際通用禮服。1936年，民國政府又頒佈了《服飾修正條例草案》，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將中山裝強調為男子公務員制服，自此中山裝逐漸被推廣開來。而“華服”及其代表的傳統服飾制度真正成了“過去式”。
1949年後，中國政府沒有頒佈服飾制度，這時的服裝，已為人熟知。讓人重新感受到華服熱風的，是2014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APEC會議（亞太經濟合作會議），與會的領導人穿著設計師們精心製作的中式服裝，讓國人產生濃厚的興趣。尤其是“新中裝”的叫法，讓人聯想到近些年多次引起爭論的“國服”。
據參與會服定名的專家回憶，當時討論了很久才定名為‘新中裝’。還有人提出另外的方案。比如‘中華禮儀服’‘唐裝’。還有人根據它的紋樣命名為‘海水江崖服’，根據款式命名為‘立領對襟服’。無論叫什麼，都是把它定義為一種禮服而不是國服。
歷代雖有冠服制度，但其實並沒有“國服”這種專門的稱謂，所謂“國服”，是現代中國在現階段提出的。現在如果有“國服”的話，那也應該更多是一種禮儀服裝的概念，而不是古代“等級制度”的再現。
但是，無論是禮儀內涵還是等級制度，在今天中國，二者都沒有生存土壤，華服也就失去了實用價值。所謂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而服裝的文化內涵及製作工藝也將隨之散佚。這不能不說是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中國的傳統服飾曾因承載沉重的“禮制”而讓人喘不過氣來，而今天，當“禮制”被完全摒棄時，又顯出意義缺失的輕飄。或許結局竟會是瀕臨消亡。
值得慶幸的是，當下，已有一些機構和專業人士致力於對中國傳統服飾的研究與傳承。北京服裝學院中國古代服裝實踐性研究工作室就是這樣一個機構。該工作室的負責人蔣玉秋帶領學生，問道於古典文獻，求藝於民間藝師，以動手實踐的方式，一針一線再現傳統服飾風貌。
蔣玉秋說，習古是為創新，重拾手藝，探究中國傳統服飾文化，是為新中式服飾的創意提供支援。
責任編輯 / 李豔 圖片編輯 / 餘榮培- 文章版權屬於文章作者所有，轉載請註明 https://zhizuowo.com/yishu/minjiangongyi/4ymq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