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的背影：老照片重溫百年來大學精神之變

1919年，蔡元培把京師大學堂變成現代大學，倡導思想自由、相容幷包；1952年，中國大學學習斯大林模式，對院系進行調整，私立教育退出歷史舞臺，社會學科全遭裁撤；1977年，高考恢復，中國大學精神中興。如今，大樓越蓋越豪華，但大師的背影卻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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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最早的大學是西方傳教士辦的教會大學。鼎盛時期，全國教會大學有21所。教會大學最初的目的是為傳播宗教，後來逐漸與中國社會適應。比如，聖約翰大學校訓有出自論語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也有英文格言“光和真理”。圖為1907年北京匯文大學堂畢業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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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戊戌變法後，京師大學堂成立，成為我國最早的國立綜合性大學。《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針，認為“二者相需，缺一不可，體用不備，安能成才”，強調學堂的核心是培養人才，把“乃欲培植非常之才，以備他日特達之用”奉為創辦大學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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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清政府實行新政後，更多國立大學出現。清政府對內重視師範教育和基礎教育，對外引進西方先進教育理論知識，積極派遣學生出洋留學。1902年，山西大學堂成立，分中學專齋和西學專齋。圖為1907年，即將赴日本留學的山西大學堂學生與教師合影。攝影：喬治·莫理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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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高等學堂也於1902年成立，該校由四川總督1896年創辦的西式學堂四川中西學堂發展而來。圖為1912年冬，四川高等學堂讀書的學生，該校為今四川大學前身。攝影：LutherK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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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是一所教會大學，前身為格致書院，創辦於1888年，1918年定名嶺南大學，由美國人任學校監督。嶺南大學校訓為“今之學者為人”。圖為清末嶺南學堂的算術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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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文大學校在併入燕京大學大學之前也是一所獨立的教會大學；併入燕京後原校址留下大學預科和中學兩部，定名為“匯文學校”。1927年，匯文以“智仁勇”作為校訓。蔡元培以《中庸》原句“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題釋之。圖為1920年，大學預科部的數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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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女子大學是中國第一所女子大學，由美國人創立於1913年。這所學校的校訓是“厚生”，校長吳貽芳解釋：“人生的目的不光是為了自己活著，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幫助他人和社會，這樣不但有益於別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加豐滿。”圖為1920年圖書館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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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學是最著名的教會大學之一，她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最著名的校長就是司徒雷登。1937年“七七事變”後，在中國政府和教育機構紛紛內遷之際，燕大選擇了留在淪陷區，成了不甘做亡國奴的淪陷區學子的寄身之所。圖為1922年燕京大學門口的女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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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時的燕京大學有“南齊北燕”之美譽的齊魯大學，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教會大學之一。辦學初期宗教氣氛十分濃郁，1929年後辦學目標修改為“培養學生具有愛、服務和犧牲的精神，造就學生具有崇高的品質，提供專業的訓練，滿足社會需要。”圖為1941年做實驗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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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是中華民國時期中國最高學府，羅家倫就任校長後指出：大學應該承擔起“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如果一個大學不能負擔起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便根本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圖為1936年，中央大學美術教授張書旂的女弟子在觀看他作畫。羅寄梅/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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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的一些學生正排演話劇。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原名國立戲劇學校，1935年10月南京建校，以“研究戲劇藝術，培養戲劇人才”為辦學宗旨。抗戰爆炸後遷往長沙，隔年再遷往重慶，隸屬教育部，1946年始遷回南京。秦風照相館/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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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戰時期，中國的許多大學南遷，也有一部分選擇原地堅守。無論是哪一種，只要學校沒有被日軍佔領，學生課餘生活都比較豐富多彩。圖為1941年，齊魯大學，未南遷而留校的學生們在打球。抗戰爆發後，除部分員工留守外，大部分師生及主要教育教學裝置遷往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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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協和大學是一所創建於1915年的教會大學，"博愛、犧牲、服務"是協大校訓。福州地處沿海，深受日寇威脅，協大就在1938年五月遷到閩北山城邵武。群山環抱中的邵武，便成為戰時的文化城。圖為1935年，福建協和大學女生在宿舍裡，有的看書，有的練琴，有的讀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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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學為解放區和大後方培養、輸送了大批戰時急需的人才。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士兵闖入燕南園，逮捕了一些教師送到集中營中關押四年之久。燕園成了日軍傷兵療養的醫院。圖為1947年，光復後的燕京大學女生宿舍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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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燕京大學是司徒雷登一首締造的。他曾說：“我寧叫日本人像炸南開大學一樣把燕京大學炸掉，也決不會同他們合作來貽我們全體學生之羞。”被趕出校門的燕京師生，並沒有驚惶四散，他們相互提攜輾轉奔赴成都華西壩。圖為1947年燕京大學女生在餐廳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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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期間，同在成都華西壩的還有中央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齊魯大學。這就是長達九年的“五大學聯合時期”。一種獨特的大學模式應運而生------各校教師允許跨校講學，學生允許校際間任意選課，承認學生讀得的學分。圖為1948年，金陵女子大學體育舞會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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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大學生絕大部分是富裕家庭出生衣食無憂可一心向學。在1923年，“南京的大學生出身地主家庭的約佔一半，大官僚、富商子弟佔十分之三強，小資產階級約有百分之十五的。”中等以上家庭出身的學生，至少在90％以上。圖為1941年，齊魯大學，未南遷而留校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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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最早提出並實踐“教授治校”主張的當屬蔡元培。他對北京大學的改造，開創了中國教育新的紀元。蔡元培提倡“教育獨立”，信奉學術至上和大學自治，為此著力營造“思想自由”的氛圍，使得北京大學的改革成效顯著。圖為1921年8月蔡元培率中國教育代表團在檀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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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辦學方針是“思想自由，相容幷包”，主張教授治校。1919年5月4日當天，蔡元培沒有參加遊行，但他同情學生。蔡元培反對學生沉溺於政治運動，但他仍以北大校長的名義營救被捕者。圖為1919年6月，參加遊行的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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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後，胡適提出：“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裡，政治太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圖文1935年，上街遊行的大學生。供圖：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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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合併，在長沙組建臨時大學。1938年春，又西遷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圖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慰勞湘黔滇旅行團到達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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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馮友蘭撰寫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中寫道：“聯合大學以其相容幷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圖為1946年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內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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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組成常務委員會領導學校工作。圖為1947年4月，清華大學三十六年校慶，原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兼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左三）與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左二）、原西南聯大訓導長兼昆明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左一）、南開大學祕書長黃鈺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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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敗退臺灣後，胡適、蔣夢麟、梅貽琦都去了臺北。1952年，新中國政府對全國舊有高等學校的院系進行調整，所有教會大學和私立大學全部裁撤。圖為1950年12月，在反美愛國抗議奧斯汀運動中，上海聖約翰大學師生員工反美愛國大會。聖約翰大學是中國第一所近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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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國政府缺少辦學經驗，非常倚重蘇聯專家的幫助。在“以蘇聯為師”和“向蘇聯一邊倒”政策的影響下，“老老實實地學”蘇聯辦學模式。圖為五十年代末期，蘇聯專家別裡紹夫在清華大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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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大學院系調整的特點是：除保留少數文理科綜合性大學外，按行業歸口建立單科性高校；大力發展獨立建制的工科院校。人文、社會學科全部被取消。1950年代院系調整後，“哲學系竟失去了存在的餘地”。圖為1956年，大連，大學生宿舍裡的朗誦表演，其中幾個女生穿著布拉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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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蘇分裂以後，大學不再學蘇聯，成了毛澤東教育思想的實驗田。毛澤東號召學制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圖為1966年10月，北京，湖北大學紅衛兵長征隊離京前在天安門前宣誓。蔣鐸/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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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為落實毛澤東“大學還是要辦的”及“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的指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部分高校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圖為1970年，清華大學歡迎工農兵新學員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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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高考恢復，成了一個國家和時代的拐點。作出這一決策的，是1977年7月剛剛復出的鄧小平。他於千頭萬緒中抓住恢復高考這一關鍵環節，為扭轉教育戰線混亂局面乃至實行全面撥亂反正、開闢新道路打開了一個突破口。圖為1977年參加高考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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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學生，追求真理，崇尚創新，關注現實，勇於批判，學校的社團特別活躍。學生關心國家的命運、人類的前途，一批學生還沒有畢業，就發表了一流的學術成果和藝術作品。圖為1981年，北京大學學生自發競選海淀區人大代表的活動。FOTOE/王文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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