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作窩彭家珍：壓垮晚清的最後一個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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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26日傍晚，農曆臘月初八，正是北京冬天最冷的時節。冬日天黑得早，呼呼的北風咆哮著，西四的幾座牌樓把住街口，朔風嗚嗚怪叫著吹過，顯得有些陰森。
此時一輛馬車穿牌樓，直奔著大紅羅廠的衚衕而去。車剛停穩，門簾捲起，車上的人邁下一隻腳，正看見一個身著清軍官服、佩刀的小個子青年擋在大門口中間，乍看還有些熟悉，又無法確認來者身份，便向他大聲辭道：“有什麼要公，夤夜到此？明日敘談罷。”
不料，那青年右手從外套口袋裡掏出了一個黑糊糊的東西，猛地擲向下車人。那黑糊糊的東西彈得兩下，便發出爆炸的巨響，引起一片紛亂……
從炸彈擲出到爆炸，只有短短兩三秒鐘，但歷史卻在這一刻定格。被稱為“紅羅廠事件”的炸彈刺殺案，最終竟造成十數人死亡，包括被襲擊者與擲炸彈的青年人。事件不僅引起了轟動，也引發了時事的劇烈變革，甚至有人指出，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即是在這聲巨響中誕生。
難以明晰的是，此間的細節與複雜勾連的人物關係。長久以來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倒也並非無解。
被刺殺者的身份迅速通過新聞“號外”傳出，他身為清廷禁衛軍第一協（“協”相當於現在的旅、團）統領，兼鑲白旗都統、“宗社黨”首領，名愛新覺羅·良弼。
偵緝方面在對青年刺客的身份進行確認時，遇到了麻煩。據報紙報道，凶手的面目被炸至黧黑，當場死去，從其身上搜出了名刺（即名片），發現其為奉天陸軍講武堂監督崇恭。據說他從瀋陽到京後，謊稱到保定公幹，卻於午間服軍服、乘馬車到大紅羅廠良宅請見良弼。知其未歸，便在客室等候，馬車到門口時遽然而出，施行刺殺。
案情似乎已經明朗，但調查卻很快發生了轉機，因為第三天刺客崇恭便大搖大擺從保定返回了北京，偵緝這才知道炸死良弼的另有其人。根據目擊者的描述，刺客身高約1.6米，貌不驚人，看起來年紀在30歲以下。幾經查證，擲炸彈者的身份指向曾留學日本士官學堂的革命黨人彭家珍，年僅23歲。
良弼被刺的原因至此真相大白。彭家珍的革命黨戰友陳憲民後來撰寫了紀念文章——《先烈彭大將軍家珍奔走京津謀炸良弼詳志》，文章不僅詳述了事件過程，更將彭家珍稱為烈士。
曾與彭家珍同到日本，回國後又同在四川弁目隊供職的同盟會員李華英，也撰寫了回憶文章《我所聞彭家珍刺良弼經過》，該文被收入《義烈千秋》一書。文中清楚地提到這場刺殺的後果：良弼被炸，清廷大震……滿清王朝到了最後關頭，只好由隆裕太后下詔退位了。換句話說，彭家珍炸死了清禁衛軍的頭領良弼，斷絕了大清的命脈。該文中記述，其實，良弼並未當場身亡，只是左腿被炸斷。後在搶救、截肢過程中，良弼因麻醉無濟，為此消耗了最後的元氣。
兩天以後，良弼死去，時年35歲。奇的是《清史稿》中對“受害方”良弼臨終時的記載，書中稱良弼“剛果有骨氣”，死前竟然不以己悲，反贊刺殺他的彭家珍“奇男子、真知我者也”，並感嘆“我本軍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從茲滅亡何？”意思說，我死不要緊，可惜我死後，清室也要隨之滅亡了。他的預言如此之準，隆裕太后頒佈退位詔書的日子是1912年2月12日，其時距良弼之死，僅隔半月。
“1911年的武昌起義一舉推翻了滿清王朝”這一概念似乎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事實卻比這個要複雜的多——彭家珍刺死良弼，才是壓死駱駝的最後稻草。
至於良弼為什麼會稱讚重創自己的仇人？這還要從良弼其人，以及所謂的“宗社黨”說起。
愛新覺羅·良弼字賚臣，紅帶子宗室，隸屬於鑲黃旗（八旗中上三旗之一），大學士伊里布之孫。他雖有著堂皇的家室，可惜卻幼年喪父，家道中落，母親將他拉扯長大，所以良弼對母親極為孝順，讀書也十分刻苦。
良弼既非紈絝子弟，甚至還是真正的末世忠臣。為了理想他也曾到日本陸軍學校留學，盼望著以強軍挽救清朝大廈將傾的命運。
回國後，他進入練兵處，後又擔任陸軍部軍學司監督副使、司長，以懂軍事聞名。庚子年之後，朝廷改革軍制，編練新軍，設立軍事學校，都是由良弼主持謀劃。他還尤其留意人才，自將帥以至軍士，沒有不延納的。朝廷新建禁衛軍，良弼隨即擔任了第一協統領兼鑲白旗都統。在清廷風雨飄搖之際，良弼思維敏捷，沉著幹練，加之受過西式教育，成為了末日王朝依靠的中堅力量。
曾經有另一位同盟會員韓鋒，與彭家珍一同出入進步人士的據點——國光新聞社。他同時卻也與良弼相識，且對其留有良好的印象。他在回憶刺殺案的文章《良弼被炸的原因和經過》中，首先提到的是與良弼的初見：
當一九一一年七月，我在北京陸軍測繪學堂考畢業試時，陸軍部派了兩個大員來堂監考。一個是該部侍郎姚錫光，一個是禁衛軍協統良弼。前者袍褂拖翎，後者長靴佩劍，一舊一新，界線判然。同學們竊竊私議，說姚錫光籍隸江蘇是個舊官僚，良弼畢業日本士官第一期，是個滿洲新人物，當然水火不相容。
那時姚錫光站在講壇旁邊口中不知念些什麼，似乎是在念詩，良弼臉兒繃得緊緊的，微頓左腳，小聲說“不要吵”。姚錫光即時面紅徹耳，馬上離開講堂，三天的考試期內，沒有見過他的影子。
一位個性秉直、新派的朝廷大員的形象躍然紙上。
1912年1月12日，武昌首義後，清皇室貴族分子良弼、毓朗、溥偉、載濤、載澤、鐵良等召開祕密會議。19日即以“君主立憲維持會”的名義釋出宣言，被稱為“宗社黨”。成員胸前刺有二龍圖案、滿文姓名為標誌，在京、津等地積極活動，想奪去袁世凱的內閣總理職權，以毓朗、載澤出面組閣，鐵良出任清軍總司令，然後與南方革命軍決一死戰。重要的是，他們還強烈要求隆裕太后堅持君主政權。
良弼作為宗社黨黨魁，被革命黨人視為共和路上最大的絆腳石，並且最終用一種悲壯的方式——孤膽刺殺除掉了他。反過來想，瀕死的良弼，何嘗不厭恨清廷中懦弱昏聵的舊勢力，卻欣賞著彭家珍這樣的有為青年。
良弼對清廷的忠誠與努力，以及他慘烈的死亡，賺得了少許同情，然而歷史的評判，榮譽終究屬於彭家珍。他漸漸成為刺客中的典範，義士中的楷模，這盛大的名聲反而掩飾了壯舉背後的艱難歷程。
彭家珍與良弼滿漢對立、地位懸殊，不過，二人的成長道路倒是很相似。1888年，彭家珍出生於四川金堂趙鎮同合村（原金堂縣姚渡鄉石籠三堰）的小官員家庭。其父彭士勳為他取字席儒，用“士者國之寶，儒為席上珍”之意。然而彭家珍選擇了投筆從戎。
他長著一張“娃娃臉”，一雙秀麗的丹鳳眼，身材又不高——據當時的報道，身高約為1.6米（彭家珍大將軍專祠管理委員會主任，彭家珍族弟彭家祥則指出，彭的身高約為1.65—1.70米），因此我們很難想見，這文靜的外表下那一腔洶湧的報國之情。
1903年，彭家珍入成都陸軍武備學堂，有兩件事情很能說明他的天賦機警。據同鄉張有儀、張祥麟回憶，成都陸軍武備學堂的日本教官曾給他們出過一道考題，在空場中放置一個水缸，再蒙上學員的眼睛，左轉，再右轉，走上百十步後，又命令學員矇眼走回來用木棍打擊水缸，難度相當大。但彭家珍竟然完成了這個訓練，讓很多人頗感不可思議。
又有一次，教官突然發問，教學樓的樓梯一共多少級？這是誰也沒有留心的“小事情”。但彭家珍立即就回答了，由此可見，他是一個十分善於觀察並處處留意的人。在四川武備學堂，彭家珍的槍法已經練得十分精準，可以隨手擊落飛鳥。
他在日本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有機會接觸並結識大批革命黨人，走上反清志士的道路。回國後一邊祕密活動，一邊在清廷新軍任職。宣統三年， 也即辛亥革命那年，他預見將掀起全國性革命大風暴，便去北京設法找到軍諮府要人替他開了一封“八行書”（推薦信），遂被派到天津兵站任司令部副官長、代理標統，這有利於瞭解敵兵力、物資調動情況。
果然，清廷為了鎮壓武昌起義，從歐洲訂購了大批武器，經西伯利亞入關內，並派彭家珍押運。11月初，彭家珍果斷從兵站調出軍馬90餘匹、軍米800包、銀元萬餘元，又拿出一批清軍軍用免費車票和運送軍用物資的車票，供京津革命黨人使用，可以通行無阻。由此顯見他的膽識魄力與行動力。
由於他挪用了大量款項物資，遭清陸軍部通緝，於是棄職轉入地下。就在那時，彭家珍開始親自從上海運送炸藥、手槍等武器到天津，積極組織謀劃暗殺清廷官員的活動。
眾所周知，晚清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暗殺時代。從1900年史堅如謀挖地道炸斃清兩廣總督德壽開始，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止，為了實現共和目的而付諸行動的暗殺，多達五十餘起。其間，於1905年9月在北京彈炸五大臣，並以身殉國的吳樾留下了名為《暗殺時代》的自白書，鼓勵革命黨人把暴力直接訴諸於專制獨裁者的肉體，彭家珍內心深以為是。
換一個角度思考，暗殺恰如一局象棋中以卒易車的交換。對當時尚在弱小的革命黨而言，不知抵得上多少軍隊、資力。此後，在彭家珍的行動中，表現出的兩點與他的人生經歷無比契合：決心之堅，心思之細。
彭家珍鎖定了良弼以後，卻為接近目標而發愁，良弼的地位既高，為人又警惕，這從他所住的宅邸就可以看出。良弼宅邸位於今天北京西城區西四一帶的大紅羅廠西口，街內有一條不起眼的岔道，名為大紅羅廠南巷，小巷舊名“穿堂門”，意指前後通達。良弼將住宅選在此處，既避人耳目，又為緊急時刻的周旋留有餘地。而且，良弼從不曾輕易接見陌生人。
功夫不負有心人。某天，彭家珍到西河沿金臺旅館去辦事，一進入客廳，就發現桌子上放著一張名片，上有“奉天講武堂監督崇恭”字樣，他心念一動，便把它揣入口袋。又裝著拜會崇恭的樣子去找茶坊打聽：“崇恭大人在嗎？”
茶坊見他穿著不俗，很恭敬地說：“已經來此住了好幾天，現去保定公幹，過兩天就回來。”
彭家珍點點頭，匆匆離開了。對於崇恭，他是熟悉的。彭家珍擔任奉天講武堂教練時，崇恭就為監督。彭家珍知道崇恭和良弼關係好，且自己還和崇恭有幾分相像，這不正好是一個接近目標的絕好機會嗎？如同一道光，點燃了他心中的全盤計劃——炸彈襲擊。
於是，彭家珍帶著崇恭的名片由天津赴京。他和同志陳憲民一起遍訪良弼住宅周圍，弄清楚了各種關鍵所在，並且自稱是清軍標統崇恭，到前門附近的金臺旅館定下了房間。當時他所扮軍官裝束和口氣十分逼真，旅館人員皆不懷疑，均一一照辦。事後清政府尋找線索至金臺旅館即無著落，因而社會上一度傳說是“崇恭殺了良弼”。
彭家珍赴難之前，僕人伍煥章也在身邊。到晚間，彭家珍偷偷將兩枚炸彈分藏於外套兩口袋中，把一支手槍插在腰間，並帶上部分現金備用。隨後又將其餘現金、賬簿、遺囑及衣物收拾妥當，請來伍煥章，交給他銀票百圓並囑咐說：我有要事離京他往，能否短期回來未能預料，明晨你可搭車去天津，將我的全部行李衣物交《民意報》趙鐵橋先生。一切處理妥善後，他才從容出門。
彭家珍一共準備了兩顆炸彈，事件中他只扔出了其中的二號炸彈，即炸死炸傷十餘人，炸彈的威力何其驚人。後來，人們從彭家珍的遺體裡發現，他死時，左手尚插在另一個外套口袋裡，緊握另一顆用白綢手巾包裹的炸彈，此為一號炸彈。
在彭家珍悲壯地犧牲以後，與其相知相識的一些同盟會夥伴都為之痛惜。他們的心中還糾結著一個小問題：彭家珍身上一直帶有效能優良的手槍，早年在成都陸軍武備學堂，他就練得一手好槍法，可以擊落飛鳥。那麼，彭家珍為何不用槍而要使用炸彈？這個問題再也沒人能給出答案，猜想他是抱定了赴死的決心。
彭家珍的遺物中共有兩封遺書，一封短箋是寫給好友趙鐵橋的，另一封是寫給“諸同志兄弟姐妹們”的。彭家珍的心路歷程盡現信中：“夫虎穴探子，龍頜求珠，命等鴻毛……聶政抉眼，錫麟煎心，呼吸危亡，禍至無日。況炸丸猛烈，玉石俱焚，殺我殺人，同歸死路。”
彭家珍之死，以一己之死加速了清帝的倒臺，從而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行動的指向清晰。刺殺首腦人物本來並不是政治鬥爭的正常手段，但在當時特殊情勢下，彭家珍的為國捐軀贏得了無數身後名。孫中山評之：“我老彭收功彈丸。”收的是促進革命、締造民國之功。收功彈丸也可說是“收宮彈丸”，一局棋終。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即追認彭家珍為“陸軍大將軍”，還親自參加其遷葬、追悼儀式並批准為他修建專祠。1953年，彭家珍又被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追贈為“革命犧牲軍人”，烈士證由毛澤東親自頒發。
但這並不是說，對彭家珍的刺殺行動沒有不同聲音，尤其是他選擇刺殺良弼這個目標。頭一種看法是“為吳祿貞復仇說”。
前文提到的彭家珍之友韓鋒，他撰文主張彭家珍刺殺良弼，起於為其好友吳祿貞復仇：“彭家珍（字席儒）……留學日本使館學堂，尚未畢業，為吳祿貞電召回國，參加革命事業。席儒和吳祿貞（字綬卿）為摯友……”後吳祿貞遇刺，彭家珍傷痛不已——“噩耗傳至北京，席儒惘然如有所失，終日咄咄書空，寢食俱廢。據席儒分析，綬卿之死，肯定是良賚臣所為……席儒自是立下決定，要替亡友復仇，除去良賚臣這個元凶大憝。”
但彭家珍留下的那封親筆《絕命書》，可以否定這種為復仇而殺敵的看法。
諸同志兄弟姊妹鑑：不佞自入同盟會以來，不敢不稍盡責任，惜才力薄弱，未見大效，抱愧奚如，前在東三省，即欲盡個人主義去趙爾巽，然不過對四川一省起見，義稍狹隘，竟未實行，此次各省起義，北方尚未響應，實滿奴漢奸勢力之下不易著手之故，不佞欲去之久矣，適諸兄弟姊妹正在經營一切，不忍即棄，然奔走北方，迄今兩月，大局尚不能定，不佞才薄，願為其易，決計仍行個人主義……袁世凱被炸？同時有主張共和之耗，惟以親貴反對最力，而其中之重要人物，有軍事智識且極陰狠者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難成立，則此後生民塗炭，尚何堪設想乎？嗚呼！
至此，又見《絕命書》中提及一位重要人物袁世凱。此中凸顯當時三方勢力的博弈。
1912年1月1日，南京革命政府正式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當時清王朝尚未垮臺，在北京的清廷仍以中央政府的姿態統治著中國北方，隆裕扶持下的宣統皇帝在位如故。清王室的頑固派以“宗社黨”良弼為首。他雖然是最腐朽最頑固的封建勢力，但其在深謀遠慮的心機上，遠不如當時的北洋軍閥袁世凱。袁世凱掌握著中國當時最現代化的北洋軍，還代表著中國大地主、大官僚、大買辦的利益。
彭家珍認為誅鋤清廷凶頑，可以為武裝鬥爭與和談掃除障礙。他總結北方多次起義的失敗，除革命隊伍內部的缺陷外，主要是在“滿奴、漢奸勢力之下，不易著手之故”。良弼、袁世凱便是最大之滿奴、漢奸。所以他參與京津同盟會堅定分子謀劃的配合武裝起義誅鋤袁、良等凶頑的決策，就在炸除良弼之前，他還曾支援三位志士——楊禹昌、黃芝萌、張先培謀刺袁世凱，三人失敗後犧牲。
弔詭的是，同盟會員李華英回憶，袁世凱遇刺後受到驚嚇，認為應該加緊促成共和，但他又託人告知京津同盟會，良弼不除，共和難求，暗示讓同盟會殺掉良弼，而自己玩弄陰謀手段，坐享“借刀殺人”的成果。
後一種猜想，雖然無法被證實，它引發的思考，卻似乎比彭家珍那一聲炸彈還要振聾發聵。再輝煌的暗殺，即使取得再成功的功績，只因為它從“暗”處而來，也只能成為一幕幕供後人評說的戲劇。
責任編輯 / 劉睿 圖片編輯 / 朱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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