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攝影：河北太行山麓的正定老城—為誰而生

河北省西南部，太行山麓的正定城，自立縣至今已有兩千二百餘年的歷史。它曾經是割據一方的『獨立王國』，見證過蒙元的商貿繁華，也遭遇過滹沱河畔的血雨腥風。似乎在每個它所經歷的歷史拐點，正定都或有意或無心地成全了別人，而它自己的命運也就此寫下……

一座穿越時光的城
正定城池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東晉十六國時期，即前燕大將慕容恪為攻打冉閔時所建的安樂壘。此後唐代、明代均有大修。今天正定城池的格局呈『官帽』形，西北飽滿，東南稍缺，取『天滿西北，地缺東南』之意，據說可以保城內之人『為官長久，貴人多出』。
攝影／武志偉

華北平原早春時節，寒意中已裹挾一絲燥熱，沿著馬道登上高踞於正定古城長樂門上的城樓，已是衣衫微溼。這座剛剛被修葺一新的城樓，位於正定古城南側城垣的居中位置。登城遠眺，城南的滹沱河靜靜流淌，對岸的石家莊市區依稀朦朧。

正定的立縣，始於秦始皇時期，屈指一算，也有兩千二百餘年的歷史，它一度成為河北地區的中心城市。而“石家莊”從一個小村莊崛起為小城鎮，始於1907年，如今卻已成為了河北省省會。歷史似乎跟正定開了一個大玩笑。不過，當你走在正定古城裡時，那些正定曾經榮耀的佐證，卻會一個一個地冒出來。

正定可大書特書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北方遊牧民族白狄，在燕、趙、齊三強的包夾中建立的中山國，就在這裡傳承了百餘年。後人賈誼在傳世名篇《過秦論》中，甚至將其與燕、趙、韓、魏等相提並論為戰國九雄之一。此後，秦始皇統一六國，於此設東垣縣——為正定歷史上設縣立制的濫觴。公元前196年，漢高祖劉邦親自率兵平息諸侯叛亂，激戰數月才奪回東垣城。為盼政權穩固，希望天下政權從此真正安定，改東垣縣為真定縣，此後一直沿用至清代。

割據中的小國

正定城南臨滹沱河，西控太行山中地位最重要的井陘關口，是連線河北與山西的咽喉要地，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考察它的興衰史會發現，正定的每一次興，都與戰爭多少有些關係。

第一次的大興，緣於唐代幽州節度使安祿山、史思明反唐的“安史之亂”。

這場標誌著唐王朝由盛轉衰的譁變，不由分說地把真定捲入了歷史的亂局，卻也陰差陽錯地成就了這座小城在歷史上的第一個高光時刻。

都說“亂世出英雄”，倘若把真定比作“英雄”，二者之間，究竟是誰成全了誰呢？當我試圖探究其中因由時，卻發現無論做何解答，都繞不開一個叫做李寶臣的關鍵人物。

在今天正定縣城的解放街劇場北側，有一通高大的唐代碑刻。碑額篆書“大唐清河郡王紀功載政之頌碑”，當地俗稱“風動碑”。所謂的“清河郡王”，正是唐肅宗李亨賜予李寶臣的封號。李寶臣何許人也？他的個人榮辱又與真定的命運有何關聯？碑文現存的一千餘字記載，將一段崢嶸往事重現眼前：所有的因緣際會，皆源自李寶臣在“安史之亂”中的一次正確站隊……

當年安史叛軍氣焰正盛之時，安祿山的一個義子坐鎮真定城，出任恆州刺史，掌控著周邊十幾處富饒城池。彼時，尚沒有“李寶臣”，這位河北中部勢力最強大的叛軍首領，還叫張忠志——此名是他的乾爹所賜，本意是盼他能忠心不二，熟料事與願違。

當賊首安祿山和史思明先後被自己的親生兒子所殺，據守真定的張忠志自覺大勢已去，迅即審時度勢，率領恆（今正定）、趙、深、冀、易、定六州兵卒五萬人“起義投誠”。不僅開啟井陘口的土門關，迎接王師，還協助官軍攻打負隅頑抗的莫州（今河北省任丘市州鎮）。識時務者為俊傑。張忠志從叛臣賊子搖身變成了平亂功臣，獲賜皇姓“李”，取名“寶臣”，受封趙國公、享免死權。真定作為李寶臣的一枚籌碼，幫他打了一場漂亮的翻身仗。

三關雄鎮
這是歷史上正定與保定、北京的並稱。一千四百多年來，正定一直是府、州、郡、縣治所。這座城池南臨滹沱河，西控太行山中地位最重要的井陘關口，是連線河北與山西的咽喉要地，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清代詩人朱佩蓮經過正定時，曾賦詩嘆曰：『九達京華路，真稱北鎮雄。波驚陡駭側，雲壓太行東。』

此時的唐王朝，被內亂耗竭了氣力，早已經敗絮其中，根本無力重整山河。好吧，索性做個順水人情，讓你李寶臣繼續出任節度使，盤踞河北，統領“成德軍”，管轄相當於今天石家莊市、保定市、衡水市全境和邢臺市北部。河北平原最富庶肥沃的土地都給了你，你這個不省油的燈總該不會天天懷著異心了吧？

但是李唐王朝打錯了算盤。重兵在握的李寶臣胃口大得很，在政治權力上也要攫取一杯羹。他圈地為國、自署官吏，拒不繳納賦稅，甚至擅自指令自己的子孫世襲節度使之職。成德軍長達百餘年的藩鎮割據史就此展開。

藩鎮割據對中央政權而言是蠶食鯨吞，對真定卻未必是件壞事。作為成德軍節度使治所的所在，這裡成為了河北地區的核心城市，在藩鎮割據的小王國中，享受著“國都”的待遇，經濟、文化在世事紛亂中得以獨立、穩定的發展。

如今的正定城中，隆興寺、開元寺、臨濟寺……處處古剎，舉步即是，俯仰可見。這些佛教遺蹟得以儲存至今，就有節度使的一份功勞。

唐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李炎為了削弱佛教勢力，曾詔令清查天下寺院、僧侶，令各州郡僅留一寺，其餘全部限期拆毀。拆下來的寺院材料用來修繕政府廨驛，金銀佛像上交國庫，鐵像用來鑄造農器，銅像及鍾、磬用來鑄錢。一紙聖諭，使短短一月之內，全國近五千多座寺院遭遇滅頂之災，無數僧尼還俗。一時間，普天之下“僧房破落，佛像露坐”，聖蹟陵遲，剎宇頹廢。

正定訪古
今天正定古城的基本形制規模，由唐代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修築於應寶元年（762年）。此後歷代皆在此設治所，成為了河北地區的一座中心城市。時至今日，在古城內仍保有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9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5處、縣級文物保護單位24處。我們從中挑選了儲存現狀較好的若干處，繪製了這張地圖。希望可以窺一斑以見全豹，展現正定古城的風貌。繪圖／於繼東

藩鎮割據對中央政權而言是蠶食鯨吞對真定卻未必是件壞事。作為成德軍節度使治所的所在，這裡成為了河北地區的核心城市在藩鎮割據的小王國中，享受著“國都”的待遇

重續殘『垣』
清朝末年至解放初期，隨著國力的衰敗和戰爭的頻繁，正定城牆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浩劫。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城垣僅存8106米。2001年，全縣百姓捐獻舊城磚，耗資近399萬元，修復了南城門城樓及兩邊各50米城牆。圖為南城門附近的明代老城牆。

唐代的正定城在東、西、南、北，四面設城門，每座城門設裡城、甕城和月城三道城垣這種形制除北京、南京等帝王之都以外極為少見

然而就在全國如火如荼地展開“滅佛”運動時，真定城內卻依舊是一片梵音古剎，伽藍鼎盛的景象。原來，當時的節度使王元逵信佛寵道，依然故我，壓根兒沒搭理武宗的聖諭。還公然對朝廷派來督查的御史叫囂道：“天子如果願意，請他親自來毀寺滅佛吧，反正我們不幹這事兒。”於是，在成德軍控制的真定、趙縣、冀州、深州等地，佛教寺院得到保護，各地高僧紛紛前來投奔。佛家的根脈與香火，得以在大斷代之中得以保留，也算是“割據”的一樁功德吧。

表面上看，朝廷對地方勢力一再忍讓姑息，節度使們也按兵不動，但雙方心知肚明，不過是時候未到。憂患之中，唯有步步為營，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一旦戰爭爆發，作為成德軍最後一道防線的真定城池，必須進可攻，退可守，固若金湯。修城，是當務之急。

唐應寶元年（762年），一場滹沱河水災來得正是時候。倒灌的河水沖垮了北周時修建的老石城，李寶臣趁機將原來的城垣統統拆除，擴建出了一個呈“凹”字形，周長達到20裡的新城，正定城今天的格局由此奠定。

從正定城四周殘存的城垣推測，當時的正定城在東、西、南、北，四面設城門。每座城門設裡城、甕城和月城三道城垣。其中月城是加築在甕城外的一段彎月形城牆。也就是說，出入城內，要經歷三座城門。這種形制除北京、南京等帝王之都以外，極為少見。而其中北側、東側的這三道城門又不在一條直線上，從而形成了曲折迴旋的防禦體系。內牆的四周還築有暗門——從城外看，祕而不見，從城內看，即為牆洞。倘若城池受困，便可派遣士卒由此突圍出城。

城內像唐代所有城市一樣，實行商業區和居住區分開的裡坊制。從一些史料的零星記載中可知，城內曾設有敬愛坊、安業坊、樓井坊等。節度使的衙署設在今天縣政府所在之處，並築有城牆，與外界隔開，史稱“牙城”，駐有牙兵牙將。鎮守真定的節度使們哪裡是在營建一座城，分明是在築建一座與王權分庭抗禮的堡壘。

開成二年（837年），唐文宗皇帝把堂妹壽安公主，嫁給當時扼控真定的節度使王元逵，封他為駙馬都尉。著名詩人李商隱聽聞，即作詩一首，名為《壽安公主出降》，出降就是“下嫁”的意思：“昔憂迷帝力，今分送王姬。事等和強虜，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壘在，此禮恐無時。”連一介文人都看出，易守難攻的城池內，包裹的是蠢蠢欲動的野心，唐王朝的統治者又怎會不知？無奈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聽之任之。

然而歷史就是這樣令人玩味。節度使處心積慮修築的堅固城池，卻也為自己敲起了喪鐘。

公元921年，刀光火影映紅了真定城的夜晚。原來，時任節度使的王之子—王昭祚濫殺牙兵，挑起了兵變。牙城王府付之一炬，王當場殞命，真定城改旗易主。王的乾兒子，也是這次兵變的幕後主使——張文禮成了它的新主人。

在外征戰的成德軍大將苻習，聽聞主將遭人謀害，立刻回師鎮州，討伐張文禮。苻習的軍馬，連克數城，終於兵臨真定城下。怎奈由於城垣堅固難攻，苻習眾部圍攻了一年零八個月，先後損失三員大將，也沒能攻克。幾經周折，苻習雖替舊主報仇雪恨，此後成德卻也不復成軍，分合不一。

亂世中趁勢而起的真定，又在亂世中歸於平靜。直到有一天，在它的北端，一座烏托邦式的“大汗之城”拔地而起，歷史的聚光燈再次照耀這座小城。

一座“貴城”的誕生

公元1286年，大元王朝立國的第15個年頭，高鼻深目的馬可·波羅，在元朝史官的陪伴下，開始了對全國的遊歷考察。途中太行山山麓的一座城市，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生動記述沿途見聞的筆記中，他不吝讚美地喚它作“貴城”。這座驚豔了他的小城，就是真定。

馬可·波羅17歲開始遊歷世界，來到中國後久居大都，見多識廣。在真定城，他究竟看到了什麼，以至念念不忘？

實際上，離開大都南行僅四日，在去往真定的路上，馬可·波羅就已經有了“驚喜”——目之所及嘉穀滿野，千里桑麻，進入真定路地界，道路兩旁樹木林立，“自遠處可以眺望，晝夜不致失路。”

步入城內，街道規劃整齊，“兩個大十字，縱橫幾條街”。城南有陽和樓一座，形制奇特，跨街而建，門上有樓，樓中據說是儲存著真定府鉅額財富的金庫。樓之左右各有瓦市，戲臺、妓院、酒家、茶館、商鋪林立。豪商大賈、市井百姓往來其中，繁華景象竟不輸大都。

馬可·波羅運氣不錯，他趕上了真定的好時候。如果馬可·波羅早個幾十年來到真定，看到的定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當時正值13世紀初，蒙古軍與金朝的戰火燃至河北地區，兩軍交鋒所經之處，生靈塗炭，十室九空，真定首當其衝。直至1218年，蒙古人徹底從金人手中爭奪到了對河北一代的統治權，真定才得以在相對安穩的環境中得到喘息。這時距馬可·波羅來到真定，僅隔六十幾年。短短几十年間，真定是如何從百業凋敝的廢墟蛻變為一座“貴城”的呢？

應該說真定也遇上了一個好時候。蒙古大軍攻佔下河北一帶後，旋即展開南伐。真定由此從前沿陣地變成了大後方，承擔起了前方部隊的給養重任。為了儘快恢復後方經濟，蒙古王朝大力推廣“薄賦斂，役有時”、“放民歸田”等休養生息的政策措施。一時間，百姓“大樂”，“歸者四集”，真定的田地生產很快得以恢復，兵甲戶口遠超他郡。

1264年，在汗位爭奪戰中取得勝利的忽必烈，成為了中原的霸主。他，要建一座新城。

相較於前幾位統治者，忽必烈對漢文化更加“親善”，也前所未有地重視對中原腹地的治理。為此，他力排眾議，把都城由上都（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遷至中原。地點就選在了真定以北的燕京地區。

隨著新的都城——元大都的落成，真定成為了大都以南的重要門戶。真定地處要道，彙集了西漢開鑿的太白渠、唐代開鑿的大唐渠、禮教渠。元代哈珊疏浚了欒城冶河以後，更是河網密佈，運河如織，宛若江南。特別是與真定城擦城而過的滹沱河，與大都河川相連，北上可由大運河直達大都城內積水潭，南下則連通江淮。

從真定通往各地的陸路交通更是四通八達。當年馬可·波羅從大都出發，一路發現從真定府“有甚多道路分向各省，路名即以所趨向之省為名”，盛讚“此誠為極聰明之計劃”。為方便商旅，道路沿途設有驛站。當時真定路郵驛每年的開支達到了1800錠白銀，這在《元史》中記載的各路郵傳開支中，位居首位，可見商客往來如梭，也因此被時人譽為“天下之劇郡，四方之都會。”

贔屓的祕密
照片中昂頭靜立的贔屓，原本是一通巨碑的底座，2000年與殘碑一同出土於正定府前街上的一處建築工地。碑座長8.4米，殘寬3.2米，高2.6米，殘重達107噸，是目前世界所見最大的石碑。細觀碑文，可見『節度』二字——真定自安史之亂後，就被圈地成國，歸由成德軍管轄。這座巨碑的主人安重榮，就曾經出任成德軍節度使，鎮守真定，割據一方。後來因為不滿石敬瑭的賣國行徑，起兵反叛，被鎮壓後，慘遭擒殺，這塊歌頌他功績的石碑也被砸毀掩埋。

古城生活
今天的正定褪去了昔日商貿重鎮的喧鬧，更多了一份歷史沉澱下來的從容與淡定。路邊孩子盡情嬉戲玩耍，商販悠閒地坐在商鋪前觀景閒聊，樂在其中，買賣由人。這裡的人們和這座小城一起，洗盡鉛華，靜享歲月靜好。

此圖為正定歷史文化街，它南起長樂門，北至開元寺北，全長1500米，兩側仿明清式建築內，共有商家一百五十餘戶，是真定最繁華的的街區之一。明代時，這附近已經建成了以大十字街為中心的商業區（攝影／夏暉）。

萬曆初年，真定縣戶口1856戶，其中軍戶369戶佔到了總戶數的20％如此數量龐大的駐軍，既保衛了京畿的安全也成為了真定最重要的建設力量

真定便利的交通和緊臨大都的絕佳地理優勢，吸引了各路權貴商旅。其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就是“西商”。所謂“西商”特指來自西域或歐洲的商客。當時西商手持皇家頒發的制書和驛券，便可享受優渥的經商條件，這使他們樂此不疲地往來於各個城市之間。而真定得天獨厚的優勢，使它很快成為了“西商”們主要的貨品集散地之一。富庶的真定城一定讓大批的西商賺得盆滿缽滿，因為在元代官修政書《經世大典》中，頻繁出現這一帶西商給蒙古軍隊提供馬匹和給養的記錄。

西商在真定從事的大宗買賣中，有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絲織品。早在中統三年（1262年）忽必烈就曾下詔，勸誘百姓開墾荒田、種植桑棗。元代統治者對於農桑的重視，使真定如魚得水。

真定的絲織業有著悠久的傳統。根據《元和郡縣誌》的記載，唐代時“恆州（今正定）貢羅、賦綿和絹”以及“孔雀羅、瓜子羅、春羅”等，已被列為了上等貢品。元代時，為了便於管理和貨品流通，索性就把織染局、綾錦局以及管領諸路促辦交納綿絲的提領所，都設在了緊鄰大都的真定。據一位名為納新的元代學者在《河朔訪古記》中的記述，元代的“真定絲織廠”——繡女局，就位於城中開元寺北。不僅如此，真定的綿課稅還供養著大都附近16位皇親貴族。官營手工業的發達為真定的經濟注入了無窮的活力。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這樣寫道：“恃工商為生，饒有絲，能織金錦絲羅，其額甚巨。”

真定到底有多富？看看這組《元史·食貨志》中的資料：真定路每年收乳牛課稅銀二百零八錠三十兩、酒稅銀兩萬餘錠，醋稅銀兩千餘錠……到了元朝中期的1329年，真定商稅收入已接近六萬錠，財富總額比六十年前竟增長近300倍。

之所以稱元代是真定的“全盛時代”，是因為除了經濟的繁榮，它的文化藝術也達到了從未企及的高度，展現出空前的多元化。當時的真定富庶安定，吸引了大批金、宋遺民遷居於此，彙集了文學家元好問、元曲四大家白樸、數學家李冶、教育家張德輝等一批文化大家，頗具“故都之遺風焉”。多元的人群帶來了多元的宗教，真定一城之內，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數教並舉，“塔殿櫛比”。其中的道教宮殿玉華宮，是元世祖忽必烈為祭祀太祖父母所設影堂，“重門綮戟，廣殿修廡，金碧輝映，巨集壯華麗，擬與宮掖”。每到忌日，各路中央使臣官員，函香致禮前來，行三獻之禮，真定便真正成了權貴雲集的“貴城”。

真定城的富貴安寧，一直維繫到了元朝末年。此後一場前所未有的災難，幾乎使真定變為人間地獄，卻又給它帶來了重生。

民間臘會
圖中男女老少，手持明燈，躍躍欲試，一場聲勢浩大的臘會遊街活動即將上演。臘會是正定每年除夕的『保留節目』，由祭廟拜神而來。最初僅是在除夕夜提著燈籠，到附近廟宇中燒香拜神。正定臘會最盛時，全縣有臘會23道，分佈在城內各條街道和城外四關附近的村莊。每道臘會由臘隊、燈隊、樂隊三部分組成，每逢除夕之夜，鼓樂喧天，遊歷各街，通宵達旦。攝影／高溫鈞“移”來的重生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享年71歲的朱元璋病逝於應天府（今南京），廟號太祖。燕王朱棣聞訊南下奔喪，將至淮安，卻收到了新帝朱允的一道聖旨——太祖遺命，諸王不必進京奔喪。

打道回府的朱棣明白，這不過是一場前奏。幾個月後，包括朱棣的同母兄弟——周王朱在內的五位親王先後被廢為庶人。建文帝的削藩舉動，激怒了眾藩王，實力最強的燕王成為了眾藩之首，以“清君側，靖國難”的名義在北京起兵奪權，隨即揮師南下，將屠刀對準了侄兒建文帝，史稱“靖難之役”。

兩軍交戰，河北平原是最慘烈的戰場之一。建文帝先後派出了耿炳文的十三萬大軍和李景隆的五十萬大軍駐守真定，迎戰燕王。鏖戰多年後，真定一帶備受摧殘，十室九空，以至陷入“春燕歸來無棲處，赤地千里無人煙”的境地。

1402年，朱棣成為了明成祖。轉年，皇位尚未坐熱，朱棣就收到了北京行部的上奏，“順天八府所屬，見在人口十八萬九千三百有奇，未復業八萬五千有奇”。這比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這一地區三十三萬四千多人口，減少了近40％。

作為新帝的“龍興之地”，北京河北一帶的戰後重建，受到了格外的關注。1404年，明成祖效仿秦始皇遷六國富商的舉措，從南直隸（今江蘇省、安徽省、上海市）“遷大姓實畿輔”。

令人不解的是，如果單單是為了充實人口，為什麼要捨近求遠，從南直隸抽調資源呢？

一年前，永樂元年（1403年）正月辛卯，禮部尚書李至剛等人曾奏稱：“北平布政司實皇上承運龍興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為京師。”李志剛的這次關於遷都的提議，被認為是首發之論。李志剛的為人，《明史》中有評述：“為人敏洽，能治繁劇，善傅會。”因此有人稱，他的奏摺，十有八九是授意於明成祖本人。

朱棣從南直隸派遣大批移民北上，或許是早有計劃的遷都前奏。除了希望可以借移民促進北京周遭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商業繁榮，也意在削弱南京地區的勢力。即使在遷都北京既成事實以後，為了培植根本，恢復畿輔經濟，大規模的移民活動也沒有停止。永樂年間，官方組織共向河北移民多達十五次。

政府組織的官方移民很快引發了連鎖反應。隨著河北地區人口的恢復，和畿輔之地地位的確立，真定吸引了不少逐利的商人和尋夢的旅者，一些金元時期南逃的北方人，也紛紛返回故里。

一時間，“四方豪傑來居，敷教宣化”，真定這座幾乎毀於戰火的小城，趁勢屢得人才。民風也因此得到了改善，“士以學問相當，以禮儀相尚”，崇尚學問和禮儀蔚然成風。

今天的正定城內，有一座古樸精緻的三進四合院。它曾經的主人馬氏一族，就是明代移民大潮中，在正定落地生根的山西人。馬氏家族第十七代馬知輝，根據已經遺失的族譜回憶說，正定馬氏乃三國名將馬援之後裔，明代自山西洪洞縣遷居真定府（今正定），世代以務農經商為業，到明末已是富甲一方的大戶，歷代居住於正定城中心四牌坊一帶。當時這附近已經建成了以大十字街為中心的商業區，街旁店鋪各家相連，在街道兩旁形成了長長的走廊。

府學文廟
正定自古崇學尚禮蔚然成風。早在東漢時期，常山太守伏恭就在此，『敦修學校，教授不輟』。此後歷代，官學、私學皆繁盛。圖中的文廟，建置之始已無從稽考，宋代復建，元代時歸由有錢人家經營料理，每年取其利息供府學師生費用，也是正定文教興盛的歷史見證。攝影／武志偉

在相去不遠的正定古城南門內大街上，一座不起眼的小院，也同樣是明代移民後裔的故所——曾經顯赫於世的蕉林書屋舊址。書屋主人名叫樑清標，祖上來自山西蔚縣（今屬河北省），是清初著名的收藏家。舉世聞名的《蘭亭序》，閻立本的《步輦圖》以及宋徵宗的《柳鴉蘆雁圖》等，都曾經是蕉林書屋的舊藏。據說當年乾隆爺幾次來到真定，居住在隆興寺旁的行宮中，除了巡行禮佛，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癢癢樑清標收藏的書畫珍品。梁氏一族，高官富賈倍出，至今在古城內保有祠堂一座。

然而，對於朱棣而言，無論是經濟還是文教的發展，都不過是中央集權的副產品。他對真定的真正期冀，是希望它可以控關扼渡，成為保衛京師的屏障。

早在明朝初年，朱元璋為了加強各地邊防軍事力量，罷黜了各路統軍元帥，廢除野戰軍，全部改為地方駐屯軍。規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創立了全國統一的衛所兵制。當時真定、保定府的駐軍皆屬“真定衛”，扼控紫荊、龍泉、倒馬等7處關口。指揮使司衛衙門，就在隆興寺南側一帶。

或許爭奪王位的殘酷鬥爭，仍讓朱棣心有餘悸。登基後，他頻繁向河北調兵，擴充軍力。此後，由於北方少數民族紛紛南擾，邊事日緊，明宣宗時，又把神武右衛也撥調到了真定府。

萬曆初年，真定縣戶口1856戶，其中軍戶369戶，佔到了總戶數的20％。如此數量龐大的駐軍，既保衛了京畿的安全，也成為了真定最重要的建設力量。

原來，明代規定，“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耕種”，以此法解決官軍俸糧。也就是說駐軍中的大部分士卒，是要參加耕種勞作的，不但自給自足，還要交“糧食稅”。而真定府，由於水土肥美，軍屯田賦稅的金額，相當於一般百姓繳納的四倍，成了名符其實的“納稅大戶”。

光納稅還不夠，當時的軍隊衛所，就猶如今天的“生產建設兵團”，還肩負著參與地方建設的職責。在真定滹沱河的數次水災之中，真定衛的官兵都參與了修築護城河堤，開鑿新河的工作。今天我們看到的正定古城，也是由明代的屯墾戍卒在唐城的基礎上重新修葺而成的，僅僅在夯土牆外包築青磚一項工程，就用了六年，耗資數萬兩白銀。

如今在石家莊附近依然存有很多以“營”或“屯”為通名的村落，如“東營”、“西營”、“楊家營”、“柳林屯”……這些村落，幾乎都曾是明代軍戶們聚族而居的營房和村屯。根據1985年地名普查統計，在正定縣當時的212個村落中，至少有13個是軍隊營所或軍屯。

學者陳正祥先生在其著作《中國文化地理》中曾提到：中國古代所有重要城市的興起，都不可能脫離政治的影響。反之亦然。時至清代，河北平原南部不再是抗敵防賊的守禦要地，加強中央王權對地方的掌控成為新的著眼點。康熙八年（1669年），為了加強地方與中央的聯絡，統管河北的直隸巡撫撤離居留了九年的真定，移治更靠近京城的保定府，曾經的軍政重鎮真定城開始為政治所冷落。

1903年，此前由於避諱雍正帝名諱，而改名為“正定”的這座千年古城，原有再度“逆襲”的機會，但這一次它卻與機緣擦身而過。

當時清政府準備興修正太鐵路（今石太鐵路）。按最初的計劃，東西兩端的起止點分別為正定府和山西太原府。但提供借款的華俄道勝銀行為了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橋，徒增費用，最終把正太鐵路的東起點從正定移到了滹沱河南岸的石家莊。

如今，小村莊石家莊由於鐵路的機緣，已發展成了一座樞紐城市。滹沱河的另一岸，正定在坐看滄桑中，等待著新的機遇……

城門舊影
之所以稱為『舊影』，是因為就在這張照片拍攝不久後的2001年，由於煙火引發的一場火災，燃及了剛剛重修的南城門，燒燬了兩層木質閣樓。今天我們看到的南城門是經過第二次補修的結果，門前的土路也變成了青磚地面。歷史上的正定也是這樣，經歷了一次次劫難，終又在劫難中重獲新生，說不清是福是禍。只希望今日之正定也能像這座城門，在歷經滄桑歸於平寂後，能再次涅槃重生。
攝影／夏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