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期的口號 大躍進的浮誇風順口溜口號及吹牛圖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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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閱報史資料,發現在上世紀60年代中葉,在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大躍進”運動過後,宣傳部門對宣傳報道糾偏的兩個檔案。對像我這樣的後生小子來說,既開眼界,更受教育。
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不好發過多不著邊際的議論,姑且羅列,儘量讓材料說話。
一
1962年《關於幾年來宣傳口號的初步檢查報告》,重點檢查了1958、1959兩年中的錯誤口號,包括“違犯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精神以及混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界限的錯誤口號”,“違犯客觀規律,助長了主觀主義發展的錯誤口號”,“違犯黨的政策,助長了刮‘共產風’的錯誤口號”,“高指標、高任務,助長了‘浮誇風’的錯誤口號”,等等。例如:
——“無煤也煉焦,無焦也鍊鐵”
——“開展小麥雙千斤縣、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積豐產田、萬斤高額豐產田運動”
——“掀起一二五十(即日產一萬噸鐵、二萬噸焦、五萬噸礦石、十萬噸煤)運動”
——“兩年內建成一個像樣的共產主義”
——“一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
——“主觀能動性無限,巧婦能為無米之炊”
——“螞蟻啃骨頭,茶壺煮大牛,沒有機器也造火車頭”
——“共產主義就是一切生活資料歸大堆”
——“共產主義就是吃大鍋飯”
——“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
——“公共食堂萬歲”
——“傾家蕩產大搞鋼鐵”
——“全省七天實現煤氣化,三天實現超聲波化”
——“貫徹指示不過夜,推廣經驗不過宿”
——“發憤讀書是走白專路線”
二
1964《關於召開省級新聞單位總編輯座談會情況的報告》,指出要糾正宣傳報道中存在的“不恰當、不嚴肅甚至是錯誤的提法”,例如:
——“有的報刊把毛澤東思想形容為‘仙丹’、‘真經’、‘聖書’、‘金鑰匙’”
——“個別文章不適當地、無分析地宣傳苦幹、拼命、加班加點。……尤其突出的是‘一股硬勁’的文章,說工人‘在數九寒天的天氣,扒了光脊樑’,‘從天矇矇亮幹到天黑,忘記了天寒地凍,覺不得肚飢口渴’。對加班加點的報道,多數都沒有講清是在特定條件下的需要,反而往往強調是‘十數年如一日’。”
——“出現了一些不適當地強調‘不計報酬’、‘不要工分’甚至不符合黨的政策的報道”
——“有的報紙報道煙臺造種廠的品種幾十年只生產十六種,現在達到130多種,但事後瞭解這只是設計數字,真正投產的也只有六七種。”
……
三
以感想代替政策、以主觀想象代替客觀事實、以主觀臆斷代替科學分析,是宣傳報道的“頑症”,由來已久,只是“大躍進”中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
如何糾偏?兩個檔案精神基本一致,後者更系統,就是宣傳報道要“切實‘鼓實勁,不要鼓虛勁’,“要切實做‘紮紮實實的、科學的、冷靜的促進派’”:
——要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科學的觀點去觀察分析事物,要正確地反映事物的發生和發展過程,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學態度結合起來,不要孤立地簡單化地看問題。宣傳先進典型必須真實,同時要防止貶低別人、貶低過去烘托典型的不適當的做法;要正確地宣傳理論和實踐的關係,正確地反映思想改造、作風轉變的過程,防止簡單化庸俗化。
——沒有講清特定的必需的情況,不要一般地去強調加班加點、晝夜苦幹、帶病工作、不計報酬、自動獻料、不要獎金、不要工分等等。對於政治和物質,國家、集體和個人,目前和長遠利益等方面的關係,不能只講一面、只講一頭。
——報道必須真實。宣傳中一定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要充分宣傳先進典型的成就,又要分寸恰當,觀點正確,情節真實,以自己宣傳的實際行動,體現當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的精神。
……
可惜,糾偏剛開始就夭折了。不久,“文革”即爆發,全國“大鬧天宮”,在“造反、造反、造反”的喧聲中,在“奪權!奪權!奪權!!!”的喧聲中,在“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的喧聲中,宣傳報道充斥著大話、套話、空話,甚至無中生有、顛倒黑白,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傳統幾乎消失殆盡。
四
到處“插紅旗”,“衛星”滿天飛。與宣傳報道的“狂躁”堪稱兄妹的,就是詩歌的“狂躁”。滿街都是“詩人”,寫詩成為任務,催生了數不清的“新民歌”。老輩人講,當時腦子裡除了想著吃飯、睡覺、幹活,就是絞盡腦汁“謅詩”,語不驚人死不休。詩謅得好,風光不亞於今天的大明星。
數不清的“新民歌”,像“大躍進”一樣,一躍就沒勁了。流傳至今的名作不多,就有這首:
稻堆堆得圓又圓,
社員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雲揩揩汗,
湊上太陽吸袋煙。
當時的新聞,當時的宣傳口號,與這類“新民歌”骨子裡是一樣的。宣傳報道的理念、模式,看不出與這類“新民歌”有什麼質的區別。文學化的新聞,情緒化的宣傳,宣洩式的報道,實際上不過是散文化的“新民歌”。
及至“文革”初期,新華社、《人民日報》這樣報道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那次著名的長江之遊:
“七月十六日這一天,長江水面笑逐顏開,沿江兩岸大堤上,無數彩旗,巨幅的標語,歡呼的人群,呈現出一片無比歡騰的節日景象。
“武漢全城男女老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我們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這樣健康,這是全國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邁著穩健的步伐,從船舷的扶梯上走下來,先在水裡浸了一下,然後便伸開雙臂暢遊起來……在浩瀚的江面上,他時而揮臂側泳,撥開層層波濤,破浪前進;時而仰臥水面,看萬里碧空。”
一個正在游泳的民兵見到毛主席,“興奮得忘記了自己在游泳,舉起雙手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他躍起來又沉下去,喝了幾口水,覺得長江的水特別得甜。”
今天,恐怕已經沒有人能寫出這般“生動如詩”的報道了。
五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時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號,號召人們敢想敢說敢幹。1958年11月,他反思“大躍進”的失誤:“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
抓生產、搞建設要講科學,新聞、宣傳終歸也得講科學。科學不能丟。“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是幹過新聞的,早有提醒:要“根據事實來描寫事實”而不應“根據希望來描寫事實”,僅從信念和善良的願望出發,“不經過冷靜思考,不瞭解也不顧及實際關係,就向全世界大聲宣稱自己的各種革命口號,這豈不荒唐嗎?”
在那個荒唐的年代,面對荒唐的宣傳報道,劉少奇是清醒的。清醒,往往要付出代價,有時是生命的代價。作為黨的歷史上真懂新聞宣傳工作的領導人之一,他當時關於新聞宣傳的一些言談,鍼砭時弊,頗有見地,比之於檔案的“糾偏”要求,更是一針見血:
“聽話,也不是,不聽話,也不是,是難辦。作一個共產主義的新聞記者是難辦。你們就要從這中間想出辦法。......不服從,是錯誤的,要犯錯誤;服從,也要犯錯誤,是不容易。”“過去你們要求新聞自由,認為服從黨委就妨害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幾年你們比較注意服從黨委領導,強調依靠黨委辦報,但又完全依賴地方黨委,自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也不敢反映問題,不敢提出意見。要講兩種偏向:一種偏向,脫離地方黨委的領導,認為受黨委領導就不能寫批評稿,因而就鬧獨立性;一種偏向是完全聽黨委的話,因而就出現浮誇這類事,什麼公共食堂好,放衛星。”(1958年關於《人民日報》的談話,《劉少奇關於新聞工作的幾次講話》,北京新聞學會編印,1980年)
“現在的新聞有偏向──只講好的,有片面性。應該好的要講,不好的也要講。”“我們如果不敢強調客觀的、真實的報道,只強調立場,那麼,我們的報道就有主觀主義,有片面性。”(《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獻彙編》下卷,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
“你們報喜不報憂,只登好的,不登缺點、錯誤。我就不看你們那些頭條新聞,我不看,報紙來了只看七、八版。”“新華社《內部參考》上登的東西,大都是表面現象,並不是真正的實際情況。”(1961年對《人民日報》領導同志的談話,《劉少奇關於新聞工作的幾次講話》,北京新聞學會編印,1980年)
“報道聯絡實際不要那麼緊,聯絡得緊了,報道了當前的具體工作和鬥爭,要犯錯誤。你們要學會既聯絡實際,又與實際保持一定距離。不要圍繞著當前的實際轉,也可以報道些與當前鬥爭關係小些的事情。”(1961年的談話,見《人民日報》1968年9月1日)
“這幾年搞了許多運動。這些運動,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並沒有正式檔案,只是從哪裡聽了點風,聽到了一些不確切的訊息,就哄起來了。這種方法,是不好的。......凡是要通過各省的報紙和中央的報紙,以及廣播電臺、電話會議、現場會議等等,來推廣和造成聲勢的事情,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要加以控制,不能讓報紙和電臺自由發表訊息和評論。”(在1962年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那個荒唐的年代變成了歷史。
那些熱熱鬧鬧的宣傳,驚天動地的口號,今人看了會笑掉大牙。
可是,笑過之後呢?
工業學大慶: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石油工業部關於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的通告》,介紹了石油工業部從1960年5月開始,集中全國30幾個石油廠礦、院校的4萬多職工,調集7萬多噸器材裝置,經過3年多的艱苦奮鬥,開發了大慶油田的情況。中共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大慶油田的開發,是一個多快好省的典型,貫徹執行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它的一些經驗在各部門和黨、政、軍、群眾團體中也都適用,或者可以作參考。此後,全國工業交通戰線掀起了學習大慶經驗的運動。大慶油田產生了以鐵人王進喜為代表的大慶精神,即“三老四嚴”(當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奮發圖強、胸懷全域性、忘我勞動等,成為中國工業建設和工人階級的典範。
農業學大寨: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記者的通訊報道《大寨之路》,介紹了大寨大隊同窮山惡水進行鬥爭、改變山區面貌,發展生產的事蹟,並發表社論指出,學習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要學習他們遠大革命理想和對未來堅定不移的信念;學習他們敢於蔑視困難、敢於同困難作鬥爭的頑強精神和實幹苦幹的優良作用;學習他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優良作風和嚴格要求自己,以整體利益為重的共產主義風格;學習他們把革命精神和科學態度結合起來的作風。由此,全國農業戰線掀起農業學大寨的運動。1964年底,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學大寨,並將大寨精神概括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於是,全國農業學大寨運動掀起高潮。直到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大寨一直是農業的一面旗幟。(羅正友/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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